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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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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丛书标题
：
 红镜头系列
作者
：
 杜修贤
ISBN
：
 7205055040
页数
：
 318
开本
：
 小16开
封面形式
：
 简裝本
出版社
：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004-5-1
NT$
：
 331
特色及评论 内容简介 本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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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及评论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百张照片。红镜头摄下的永恒的瞬间和瞬间之外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红墙摄影师杜修贤用照片记录了政坛和生活中的毛泽东、周恩来，红墙女作家顾保孜则记录了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些照片与故事既满足了人们对老一辈领袖工作和生活细节的好奇，也让大家能从一个平常人的角度去了解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生活、工作和情感。
　内容简介 　
  杜修贤从20世纪60年代起，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专门摄影记者，拍下了无数精彩而珍贵的历史瞬间。红镜头中的瞬间带给我们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宽厚而严谨的总理；而杜修贤，那个用红镜头捕捉了这些珍贵的瞬间的人，还用他感性的记忆带给了我们瞬间之外的真实。红墙女作家顾保孜用细腻的笔触将杜修贤的回忆变成了优美的文字，让我们用平常人的心去感受，去了解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本书以这些照片为线索，向读者展示了共和国第一位总理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同时摄影者本人因其独特的工作性质，而能更真实地看到总理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感性和善良、宽厚和严谨，从红镜头中更真实地描摹出总理的高大形象。 有关领袖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个历久而不衰的话题。当年的《红镜头》用生动的照片再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群相，包括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时过7年，当年为《红镜头》提供照片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专门摄影记者杜修贤，重新整理自己亲手拍摄的老照片，精心挑选出当年专门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拍摄的工作和生活照片，隆重推出红镜头系列之领袖专题：《红镜头中的毛泽东》、《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本书目录 　
 

第一章 情满西花厅
第二章 走近周恩来
第三章 踏遍大庆和大寨
第四章 心里装着百姓苦
第五章 追寻历史的足迹
第六章 大树参天护英才
第七章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
第八章 战友深情
　
　文章节选 　
  心里装着百姓苦 周恩来不是“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秘书发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五十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示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观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来到伯延调查的周恩来没有想到一个农民的话这么尖锐并充满了哲理。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批评“大跃进”时，毛泽东又重提周恩来“反冒进”之事，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事件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然而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不是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而是被送上客观经济规律的审判台。冒进后的问题“兵败如山倒”似的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当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患病、死亡的报告摆到了共和国的领导者面前时，他们痛心得流泪了，这才发现急于改变贫穷，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是那样地不切实际。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副重担自然又落在了共和国总管家周恩来的身上。 调整从哪里入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入手。而要调整农业，又首先必须从调整对农村的基本政策入手。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研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沉重地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为了彻底摸清国民经济状况，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真正把政策调整落到实处，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来到了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此前，周恩来早已派出了他的“先头部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率一个工作组在伯延调查，事先也得知伯延的一些情况。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能带耳朵听而不能带嘴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一次摄影记者杜修贤也随同采访，以前他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子，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的儒雅之气。只是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随行的人们感到，这次下乡对于总理来说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周恩来一行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 000人，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4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7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恩来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他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儿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叫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的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消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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