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藏书
     封建黄权，至高无上；九重天子，至贵至尊。历代帝王无不重视藏书建设，广收天下典籍至宝，博采海内奇书，秘本。对一些威胁其统治地位或十分珍奇的书，他们往往外禁内用。各种治国 为政、经天纬地之作是其收藏之重点；各种兵学、史学、国学经典之作，更是皇子龙孙必读之课本。这部分藏书在今天的领导干部来看，仍不失为提高素养指导工作的最好的辅导教材。皇家藏书的版本极不寻常，即使是广为流传的书籍，其选用版本也是极为考究，多采用内府刻本，实乃收藏首选之精品。
     九重宫禁，凤阁龙楼藏极品，繁花盛世，锦绣华章昭世人。
官家藏书
     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文化垄断的政策，对于那些描写男欢女爱的优秀艳情奇书，大胆揭露官场黑暗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直指当权者藏污纳垢真相的宫廷秘史，一律采用为圣者讳，为尊者讳的态度进行无情的封杀。本部『官家藏书』实为『官家禁书』，许多珍稀秘本抢救于古今官府秘档之中或追觅于历代权臣秘藏书目之内。多为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实为广大读者大饱眼福之良机。
名家藏书
     古今名人，一直为文化领域的聚焦人物。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因而其风流雅趣，一言一行都为大众所瞩目。名家藏书其独特之处是精品多，善本多，私著秘记多，有浓 厚的个人色彩且不易为外人所见。此部『华夏藏书大系』之『名家藏书』广集历朝历代名流雅士、达官显贵、成功臣子们所秘而不宣、用而不语的、上起先秦下至民国的数十种家藏珍籍。因此『名家藏书』必将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私家藏书
     我国古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垄断政策，并未能阻碍民间对书籍的收藏。每一次“焚书 坑儒”，都有一些仁人志士甘冒灭九族之祸而挟书犯禁；每一次统治者大规模“修典”「实为禁书，或据为己有」，更有数不清的书香世家隐下无数家藏秘本，从此湮没无闻，由此造就了一大批私人藏书家。这部分藏书，最为多姿多彩，世间罕见的珍稀孤本、传奇、话本、野史等，可谓琳琅满目。同时这些藏书家们还努力搜求版本质量高，流失年代久的善本，并且对藏书精于校勘考证辨伪，因而这部分藏书对于今日的收藏、研究和鉴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伟人藏书
     百年中国沧桑巨变，三代伟人，铸鼎辉煌。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作为领导国人创造世纪伟业的一代领袖，其雄才伟略，经国治世的奇谋，震铄古今的成就，多得益于其超强的政治素质及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中的素养。其藏书品位之高，角度之独，读书之丰，领悟之深，古今罕有能及。本部『伟人藏书』为伟人私藏珍品，海内奇书。我辈读之，须穷思极智；我辈品之，定会有受用无穷之感。
经天纬地，风云里仗三尺剑，文韬武略，胸怀内藏五车书。
海外藏书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我国社会极为动荡，使我国的藏书遭到极大的破坏。很多书籍，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或被侵略者的疯狂掠夺，散失于海外诸国。而这些书籍在国内或被禁毁或是绝版或湮灭于战火之中，因此流失于海外的版本就成了绝本，一些残卷即使在海外也是当世仅存之绝世佳作，使国人难窥其究。『海外藏书』所收录的无一不是当世之绝孤之本，其文物价值极高。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魂国宝 百年失散成遗恨 奇书奇文 今朝收藏慰世人

　　中国人对书籍的热爱、痴迷，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财可捐，命可殒，而嗜书如命，志不可改，孔夫子周游列国，访籍问典，颜回单食瓢饮，守书以达天命，明代李如一：“见书籍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宁波天一阁主人范氏以毕生游宦所聚，换取名楼藏书，一代伟人毛泽东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只争朝夕的和平建设时期，一直是手不释卷，一生以读书藏书用书所至乐。
　　藏书之于中国人，不仅为知识，为品味，而且为档次，为身份，为地位。古来家有千钟粟，万顷田，若室无藏书，门无读书人，乡鄙村夫所不齿也；今日纵然，雕梁画栋，宝马香车，而无书香盈室终不免流于世俗末流，暴发底色。
　　聚天下好书，拱之四壁，日则摩挲把玩，夜则秉烛而读。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至此退可修身齐家，进可治国平天下。至于罗列已多，收藏既富，牙签锦轴，鳞比星章，不待外求，而珍宝悉备，有客来访置之书城，唱古论今，谈天及地，以此为乐，胜于面南而百城多矣。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即以藏书这种文化形式，来保护、总结、提炼并应用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精髓，求安邦治世之道，造福于华夏子孙。
　　华夏藏书文化精神
　　纵观中华五千年兴衰成败之基本经验，每逢开明盛世之社会，即统治者兴文求治之时，以交流文明、传播文化、培育人才、研讨学问等手段来鼓励文化事业的开展，形成特定的、浓厚的人文主义文化氛围。而为治世兴邦奠定浓厚文化底蕴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藏书文化的兴盛。而深受“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历代政制主体——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阶层，更是深得其精髓，知其圣道之所在，以之为安身立命之本，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利器，乱世归隐、独善其身之寄托。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社会主体的自觉推助，才牢固树立华夏藏书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形成全社会的系统工程从而把这一事业推向了鼎盛。
　　华夏藏书简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藏书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留下来的典籍，数量之多，门类之繁，涵盖的时空之广，是文明古国最具体、最形象、最生动的象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的。早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已经建立了以甲骨文为载体的官家藏书机构，管理人员称为“贞人”。我国周代已有国家图书馆——藏室，并设置了专门管理藏书的负责人——守藏室之史，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曾担任过此职，当时的图书都是以竹简为载体的。孔子是有确实姓名记载的最早整理与编撰图书的私家藏书者。他“修旧起废”，将历代遗留下来的档案、文献整理和编订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大类，为藏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整理古诗千余篇时，提出了有关藏书文化的最早理论原则，即所谓“其后孔圣先师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为华夏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的专制文化政策，强调“以吏为师”，法术独尊并有“挟书律”等刑罚，故书多藏于官府，民间也多隐于地下，使社会藏书遭到第一次大规模地破坏。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官私藏书都得到大大的发展。隋唐时期抄书之风兴盛，书肆增多，一般私人藏书之数量也越来越多，一些藏书主人，为反映自己藏书活动的特定内容，往往以某某室、楼、居、轩、阁、等等作为其藏书处所的名称。这种风气，由两晋开始，历经唐、宋、元，一直延续至今。两宋时期是我国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其间，由于雕版印刷的逐渐推广与广泛运用，使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涌现了一大批集图书、整理、研究著述为一体的大藏书家。明代继宋元之后，刻书带来进一步发展起来，藏书之风已形成传统。私人藏书家人数之多，藏书数量之大，已远远超过前朝。中后期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当数宁波范钦之天一阁和常熟毛晋汲古阁。清代政府藏书之风最盛。最著名的当数“四库七阁”——即为藏《四库全书》而在大江南北建造的七库藏书楼。《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书。收书3461种、79309卷，一部就有36300多册，229万页、9亿9700万字。文渊阁之书在抗日战争时南逝未归，现存台湾。
　　国家动乱，社会不安，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无论官方抑或私家藏书皆遭到严重破坏、散失，反之，民族兴盛、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则无论官方抑或私家，其藏书皆兴盛发达。特别是当一个新兴封建五朝初建或”中兴“之时，下诏求书、采掇遗亡的举措，几乎成为藏书事业中的一个规律。试看今日改革开放以来，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活提高，各地涌现出来的评选“藏书家庭”、“藏书状元”活动，层出不穷。藏书作为文明家庭的象征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方兴未艾。
　　藏书者，社会之晴雨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