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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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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开建主编：李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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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02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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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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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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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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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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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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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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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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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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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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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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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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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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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
芏角睸imaode
Andrade至Tarnou，代其兄FernaoPerezdAndrade。
SimaodeAndrade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ao岛土人，
故中国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三月后，帝死（《明史·
武宗纪》载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为公元1521年），
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
东。……同年，Simao归，Diego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
东，中国舰队进攻，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1520年6
月也（应为1521年）。③
在极为权威的巴罗斯的文献中多次提到Tamao一地，并告诉我
们葡萄牙人在1514年之前即来到这一岛，并在岛上建立了纪念
碑；1518年时还在岛上修建壕障。除巴罗斯外，早期的西方史
学家还有一些记载。托梅·皮雷士（TomePires）于1512－1515年
记载：
从麻六甲来中国的船都停泊在Tumon，此岛距广东
（Canton）二十或三十里格，这些群岛距离陆上的Nantoo，由
陆地算起约有一里格。④
康士坦尼达则于1550年左右记载：
这贸易之岛距海岸三里格，中国人称之为Tanmao，没有
广州政府的许可，任何船不能越过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
都在外海或这里进行。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务的官叫Pi－o
（备倭），他驻在距此岛三里格的Nan－t，ou。⑤
柯瑞亚在1545－1565年间亦载：
此岛距广州十八里格，所有商人在此进行贸易，没有广
州城的允许，无人能越此界而内入。在贸易之岛三里格之
外的另一岛，有中国的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紥。⑥
可见，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早抵达的中国地方是Tamao或
Tunmon。又据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柯撒里1515年元月6日的
记载：
去年间，我们有几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国，虽然
未被允许登岸，但他们以极高价卖光了货物，获得很大的利
润。⑦
1514年未被允许上岸的中国地方亦应是Tanmao，葡萄牙人在此
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根据上述文献的描述，可以确
定Tamao是一块这样的地方：
1·Tamao是一个岛屿。
2·Tamao岛距离广州18－30里格。
3·Tamao岛离驻紥备倭的陆上的Nantoo1－3里格。
4·Tamao岛是一进行走私贸易之岛。
然而，Tamao究竟在什么地方？东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
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过去，西方学者多依据葡文文献进行考订，
将Tamao置於上、下川岛（珠江口以西）（J·M·Braga除外）；东方
学者多依据中国文献将Tamao考订为“屯门”一地或“泛屯门地
区”（珠江口以东），这两种说法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如此界线分明
是十分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迄今尚无定论，以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所适从，故澳门葡萄牙史学
家施白蒂在谈到Tamao时，十分为难地说：
Tamao位於何处？是今天的伶仃岛呢？还是在伶仃和
南头市之间？或者是上川岛一个港口？⑧
后记：
转折。
丙寅（1986年）初夏，我决定离开兰州。这块曾开启我学术
生涯，使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地方，确实有许许多多值得留恋的
回忆。朔方、金城、敦煌、西域……一听就充满着历史韵味的名
字，对一位癡迷于史海的人来说，是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啊！但，
我还是离开了它。
行前，友人曾寄语：“腰缠十万贯，骑鹅下扬州。”可我南下
时，除了几十纸箱的书以外，真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地来到了这中
国南方最繁华的都市。一切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又完全是措
手不及。我还没来得及将行箧中的书上架，生活、社会及喧嚣的
中国政治就把我翻了几个跟头。当我再次安静地坐在书桌旁
时，发现自己已年届不惑，且一无所有。
对于治学者来说，欲求学术之高深境界，是决不可鱼和熊掌
兼得的，“名”、“利”、“权”、“位”对于真正的学术工作是绝对大有
妨礙的。有很多人从表面上看是兼而得之，既有很大的学术成
就，又有相当的权位名利，但若你认真去检查覈实，恐怕就不如
是了。比如胡适之先生，恐怕要算中国近代学界的第一名人吧！
如以名权位衡量，先生于愿足矣，如以学术的专深精赅而言，则
未免令人扼腕。再如顾颉刚先生，二十几岁就享有大名，为时代
青年所瞩目。据严耕望先生言，“中年以后，顾先生就非常后悔，
他自己评论，深悔年青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最终对
史学並无多大贡献。”学界中我最推崇的陈援庵先生，自学成才，
一部《元也里可温考》震动天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中的经典楷模，
然至晚年，虽说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实际上仍是为名利权位所
累，终不可攀登学术之更高峰。至于当今之世，投机赞营，蝇营
狗苟之流，无其实拼命张大其名，不读书却频频出书，文章都写
不好却争当××导师，末流都未可论却自诩为××学派，将学界
搅得乌煙瘴气，一片混沌。名则盛矣，实而不至，最可悲者，落得
个远扬天下之“臭名”。于四十之后，我方渐悟出此理：名利决不
可过分这求，浮躁急切做不了大学问。
1941年，钱宾四先生对其弟子严耕望先生说：“中国人做学
问的环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之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
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
不要分心旁骛。”钱先生此语对我影响甚大，我深知“分心旁骛”
对学术之弊，然而，处于目前环境中的中国人，要做到不“分心
旁骛”谈何容易？然不去“分心旁骛”，又何以有真学术？于是自
戒：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毅力，拒绝诱惑，潜心修定，以求学术之
真帝。
四十岁之前所关注者唐宋元间之西北民族、舆地，留下了几
部书稿和一大堆尚待整理的资料和问题。近八九年则切入明清
之际的东南海隅，葡萄牙与荷兰东来、澳门、香港、漳潮地区及海
南岛，一系列的问题又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葡萄牙与澳门之
历史则成为首选。学术领域从西北走向东南，从宋元转向明清，
空间与时间的变化，虽然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感
到，唯其方法不变，新的领域给我带来的是更富刺激的挑战。几
年下来，在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史料深入开掘与积累
的基础上，就明代的澳门问题完成了这部小书，亦大致是我学术
生涯完成这一转折的标誌。
澳门初期史（包括16世纪初期佛郎机东来至南明永历之时
的澳门），应是澳门史中最艰难複杂的一段。葡人东来至澳门开
埠，中西文献记录甚少，且多牴牾，故在史实反映上十分模糊，如
不进行详细的原始史料考证弄清史源，辨其真伪，则这一段历史
是无法进行研究的。故东西方史学大家们纷纷表现出其对澳门
初期史的迫切关注，西贤如龙思泰（A.Ljungstedt）、徐萨斯
（MontaltodeJesus）、裴化行（H.Bemard）、高美士（A.L.Gomes）、白
乐嘉（J.M.Braga）、博克塞（C.R.Boxer）、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V.Pires）、卫思韩（J.E.Wills）、普塔克
（RoderichPtak）、洛瑞罗（R.M.Loureiro）、施白蒂（BeaerizBastoda
Silva）等，东方史家则有藤田丰八、矢野仁一、梁嘉彬、方豪、周景
濂、张维华、全汉昇、张天泽、戴裔煊、黄文宽等，稍晚一辈的学者
则有郭永亮、霍启昌、林子昇、黄鸿钊、黄启臣、费成康、李德超、
张增信、谭志强、谭世宝、吴志良等，上述诸家均对明代澳门史作
出过不少贡献，其中亦有十分精到之见解。但有一个较严重的
问题，即所著论者多为专门性的通史著作，甚少专题性论文（当
然C·R·博克塞与方豪、全汉昇先生除外）。很多问题，虽有辨
证，但囿于篇幅，很少详考。故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解决或仍是
空白的问题令人思索，本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萌生撰写此书的
念头。然而，由于语言与资料的局限，我实在没有胆量去写一部
明代澳门史，因为我不知道，我未见的有关明代澳门的葡文资料
还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浅见，虽不敢说有
百分之百的发前人所未发，但决不空论、泛论、炒冷饭。撰写此
书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澄清以往明代澳门史研究中一些模
糊或错误的结论与观点，亦试图填补前人所未论及的一些空白。
我的学术生涯似乎有一种宿命，总是衝锋陷阵的独臂将军。
治西夏史，虽然学过西夏文，但文技却无法助治史，留下一大堆
断烂朝报有待整理；研究安多藏族，虽也曾打响几炮，却不谙藏
文，总觉得文章中差一根脊梁骨；今日做澳门史，则更将葡文视
作天书。我每做一篇澳门历史研究文章，就好像吃着一碗红烧
肉却拌着一碗夹生饭，而这碗夹生饭就是使用别人翻译的葡文
材料。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偷懒，不论是西夏史、安多藏族史、
还是澳门史，虽然是断臂的“苦人儿”，但偶尔冒出来的创造和发
现及对汉文史料的开掘，总还算对得起国家支给我的“俸禄”。
最后，我必须向资助我完成此书的澳门文化司署表示诚挚
地致谢，如果没有澳门文化司署第四届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
我要完成这一难度甚大的课题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在此，还要
感谢布嘉丽司长、李淑仪处长及黄晓峰、刘月莲博士对这一项目
完成的帮助与支持，感谢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台湾萧启庆教授、
香港萧国健教授、陈佳荣教授及澳门吴志良博士多次为我提供
宝贵资料。在此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远在里斯本的金国平教
授看到我的书稿清样，十分仔细地为我订正文中的错误和秕漏，
尤其是文中使用的葡文资料，金教授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永志
难志。又承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並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订意见和改正了许多文字上的错误，在
此，我对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还要感谢我的
研究生为我翻译核对资料，抄校书稿。又及，书中大部分论文均
先后于1995－1998年在海内外杂誌发表，收入此集时再一次作
了补充和修改。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于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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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澳门问题的学术研究，近几年来发展速度极快，80年
代初还几乎是一片荒芜，而至90年代则已呈百花争妍之态。数
年前，澳门的朋友提出“澳门学”这一概念。“澳门学”提出后，赞
成者不少，异议者有之。异议之一，称“澳门学”概念不确，不如
称“澳门文化”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含义广而概念明确。异
议之二过去，凡以“××学”命名的区域性研究，多是研究者对
异国或异域的称谓，如西方早期所谓之“汉学”和“东方学”，多少
带有一些殖民主义色彩，澳门学的提出似乎也会带有这类嫌疑。
异议之三，此时提“澳门学”恐怕为时尚早，建立澳门学的条件尚
未成熟。
先谈第一个问题，澳门学的概念。这里关键是这个“学”字，
这里的“学”不是指一般的知识学问，而是指一种学术分类或一
定的科学领域，也就是说，这个“学”字是指学科而言。前面又冠
以“澳门”二字，那就限定了这只是一门专门研究澳门问题的区
域性学科。既然是区域性学科，那发生和存在于这一区域的有
关问题均应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一概念是十分清楚明晰
的。是否称“澳门学”不如称“澳门文化”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
含义广而概念明确呢？现在国内很多区域研究概以“文化”称
之，如齐文化、吴文化、楚文化、蜀文化、岭南文化等。愚意以为，
“文化”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
界进行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加工。自然界包括人自身，以人为主
对自然界进行加工的都属於文化”（金克木语）。狭义“文化”则
专指人类对自然界的精神加工。即以“人文进化论”者言之，“文
而化之”多停留在人文层面上。若以“澳门文化”命名，容易使我
们对澳门的研究局限於狭义“文化”的范畴之内，那与“文化”平
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又置於何处呢？澳门之刑事犯罪、慈善工
作、垃圾焚化则亦当摒弃於外了。而“澳门学”可以涵盖所有澳
门问题研究。唯此一词，可以较为准确地表述研究澳门的千景
万象。
第二种意见可能在上一辈学者中较多。基於以往的历史，
在“汉学”与“东方学”由西方学者提出及付诸实践的早期，确有
协助推行殖民主义国家东进政策之事实，其早期研究成果亦多
带有歧视中国的殖民主义色彩。这种对以往事实的认同，造成
了部分老一代学者的成见。好像今天再提“澳门学”这一类词
时，就一定有殖民主义色彩之嫌，而澳门本身又是葡萄牙殖民统
治之地，称“澳门学”则殖民主义色彩之嫌更重，似乎“澳门学”只
能是外国研究者的称谓，而中国学者称“澳门学”则大不应该。
其实“学”本身既不带民族性亦不带阶级性，对澳门的研究既不
只限於中国人亦不只限於外国人，任何冠以“××学”的区域研
究，既可以异域人研究，也可以本域人研究。过去的汉学、藏学、
蒙古学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今天则被我国学者认同。台
湾今天仍有“汉学研究”的杂志，日本亦有“东方学”的研究杂志，
均未因是西方学者提出，早期确有殖民主义色彩而废此名。更
何况，学科建设本身就是发展的，决非一成不变，需要不断创新。
过去以“××学”命名的区域研究，许多是对异域的研究，多带有
殖民主义色彩，难道我们今天就不可发展成既有异域人参加也
有本域人参加的研究吗？同时藉以彻底清扫这些区域研究中的
殖民主义色彩，岂不更是好事？“澳门学”的建立亦确有这双层
的意义。
言条件不成熟者，理由最充分，实有顾虑之必要。粉碎“四
人帮”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学术界表现非常活躍。十几年
来，各种新学科的提出与建立如雨后春筍，这是褒义提法；如稍
一贬之，更似过江之鲫，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新学科提得太多，
则必有滥者，故很多根本不具备建立新学科条件的研究项目纷
纷登场，戴上了××学的帽子，张扬其势，引起学界许多反感。
不能因为过去新学科的提出有过滥现象就不敢再提议建立
新学科，建立“澳门学”，关键是看其条件是否具备。那么，建立
“澳门学”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不想在“澳门学”的定义上作繁琐
考证。只想从以往新学科的建立来看“澳门学”建立的条件。研
究《红楼梦》，后发展成为著名的“红学”，而研究《聊斋志異》、《封
神演义》却没有发展成为“聊学”、“封学”。研究敦煌，后发展成
为显赫一时的“敦煌学”，而研究“大庆”、“大寨”却没有成为“大
庆学”、“大寨学”。为什么？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被研究对象
的内涵量，二是研究者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被研究对象可
供研究的内涵量很大，而对这一对象感兴趣的研究者又具有一
定的数量和质量，我想，这个“学”大概就可以建构起来。当然，
具体到一个新学科的建立，还应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条件，但其他
条件应都是操作层面上的。一门新学科的建构，其核心条件，即
为上述两方面的“量”。
“澳门学”的建立就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而论应该说是具备
的。先谈澳门学的内涵量。如果从地域面积来讲，澳门仅有二
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块小小的土地，却在
四百多年前成为联结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樑，直接或间接对东
西方近代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四百余年来，这一小小半岛与
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关系，不仅形成悠久灿烂、独
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亦曾被称之为“亚洲第
五条小龙”。袖珍型的土地，国际化的城市，其中有多少奥秘，有
多少课题需要我们去发掘、探索、研究、总结，其可供研究之内涵
无法估量。以研究澳门历史为例，四百余年来澳门政治体制的
发展演变，中葡两国对澳门行使的司法权，澳门经济的兴衰，澳
门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葡关系，澳门与日本、与菲律宾、与印
度、与越南、与泰国、与印尼、与巴西、与英国、与荷兰及粤港的关
系等均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既有研究价值，亦具可供研究的基
础。在历史研究中，澳门的档案即是一座穷数十年之力亦难以
开采罄尽的宾山。以档案存积的数量而论，完全可以和著名的
“敦煌学”中的敦煌经卷媲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经卷共六
万余件，散布於世界各地，其内容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语
言、艺术、科技等各方面。而有关澳门的文献档案全世界共有多
大的量，恐怕至今仍无法统计清楚，仅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整
理出来1630——1833年的葡文档案就有十万份，1833———1974年所
藏档案亦不少於前者。葡文档案，在葡萄牙还被东波塔档案馆、
里斯本公共图书馆、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里斯本地理协会图书
馆、外交部历史档案馆、儒达公共图书馆、埃武臘公共图书馆收
藏，在澳门则有市政厅图书馆、贾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门主教
堂、各教区教堂及一部分葡文中学和老牌中学收藏。中文档案，
澳门何东图书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室均有收藏。至於荷兰海牙、英国
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梵蒂冈、印度、泰国、日本、菲律宾、西班
牙、意大利、越南、巴西等国都有各种文字的档案收藏，其内容亦
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经济、法律、科技等方
面，其中绝大部分材料尚未被人利用，其可供研究的价值无法估
量。其中所表现的问题，我相信有许多会填补16——19世纪中国
史及世界史研究之空白。
澳门学可供研究的范围决非仅是历史。澳门宗教亦是一涵
量极大的研究课题。澳门旧有“东方梵蒂冈”之称。天主教从
1552年沙勿略死于上川始，紧接着登陆澳门，先后有二十多个
国家的传教士在这里活动，仅中国明清最盛时有三十万人入教。
在澳门又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经典。尔后，基督新教又在
澳门传播，并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后转移至香港发展，也给
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供研究的资料。澳门宗教可供研究者，除
天主教、新教外，还有佛教、道教及澳门的民间信仰，虽然没有留
下较多的文献，但其文物碑志及实物资料不少。其他宗教如伊
斯兰教、巴哈伊教、摩门教、白头教等虽影响较小，但亦有研究价
值。
还有澳门的艺术值得注目。澳门是我国西洋音乐与西洋美
术的发祥地，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澳门，西方的宗教音乐和宗教
绘画就很快在澳门流播。澳门教堂内的西洋风琴及西洋乐队，
圣保禄学院开设的音乐课程，不仅使早期的澳门人受西洋音乐
的薰陶，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传播西洋艺术的人才。西洋美术，包
括建筑、雕塑、绘画，在16世纪时，就已成为澳门文化最显著的
特徵。教会在南湾嘉思栏修道院设立刺彇厂和画坊，专门生产
和出版教徒们穿的衣袍和宗教画。至今在澳门天主教艺术博物
馆内还保存有许多16——17世纪的澳门西洋宗教画，如《日本罗
马教徒殉难图》、《圣米迦勒天使图》等。早期的澳门西洋画艺术
家，属西洋传教士有利玛窦、利类思、乔瓦尼、马国贤、南怀仁等，
属中国修士者有游文辉、石宏基、倪雅谷及吴历，被认为是澳门
居民的其他外国艺术家有日本大竹曼西奥、田手鸟及越南的冯
玛窦，在澳门居停并留下澳门题材作品者有荷兰人狄奥多·德·
布里、约翰·纽芙荷，英国人范西公爵、约翰·韦伯、丹尼尔叔侄、
威廉·亚历山大。到19世纪，则出现澳门美术史上蔚为壮观的
时代，一批长期寓居或短期逗留澳门的艺术家将澳门西洋绘画
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代表人物有钱纳利、屈臣、巴普蒂斯
塔、塞卡尔、波尔傑、海因、希尔兰及关乔昌、关联昌兄弟。特别
是这一时期形成的“钱纳利画派”，使澳门发展成为中国晚清外
销画製作基地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可供研究欣赏的艺术品。
其他如澳门教育、新闻传播、法律、经济亦莫不如此。
澳门研究起步是很早的。19世纪初瑞典人龙思泰（A.
Ljungstedt）即完成了第一部澳门史著作。其后虽陆续有一部分
学者投入这一行列，但人数及规模始终有限，这种状况一直继续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十几年来，澳门研究队伍逐步壮大，
仅以澳门本土而言，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研究人员总数已逾百
人，其中有许多学科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中国内地更出现研
究澳门的热潮，据统计，全国设置的各种有关澳门的研究机构有
三十多个，研究人员大约超过百人。葡萄牙本土亦很重视对澳
门历史文化及宗教、艺术方面的研究。我不知道葡国是否有这
一方面的统计数据，据我们目前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讯息看，从事
澳门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为数不少，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也有相当
的数量，其质量水准整体来讲决不在我国学者研究水准之下。
我不完全同意我国学者的某些提法：研究澳门历史应该以中文
记载史料为主，结合外文资料互相印证。澳门问题不是一个单
纯的中国问题，当事者是中葡双方，对史料的要求只是一种客观
史实的表述，这里不存在主次问题。关键是看哪一方记载的更
符合事实，那我们的研究就应以那一方的记载为主，不管它是中
文还是外文。在澳门研究的许多问题中，中文记载缺漏太多，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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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中葡关系的起点：上、下川岛——Tamao新考
平托《游记》LIAMPO纪事考实——兼谈《辟余杂集》中的佛郎机资料
澳门诸名刍议
澳门开埠时间考
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考
澳门开埠后第一份中文文献研究——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初探
明朱吾弼《参粤珰勾夷疏》中的澳门史料——兼谈李凤与澳门之关系
明朝在澳门设立的有关职官考证
明代管理澳门仿唐宋“蕃坊”制度辨
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
明代澳门地区华人居住地钩沉——兼论望厦村妈阁庙及永福古社之起源
附图
徵引文献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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