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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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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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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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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519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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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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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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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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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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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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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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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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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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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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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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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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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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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本《晏子》，为研究这两部书的篇章的分合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帛书《老子》的西种本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而与《韩非子·解老》及严遵《道德指归》相合。通行本分八十一章，帛书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由此可以看出古今本段落分合的某些异同”。通行本有些章的位置与帛书本不同。凡不同之处，帛书本的顺序都比通行本合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说明”)。银雀山简本《晏子》为未经刘向整理之本，存16章，分见于今本8篇之中。各章都没有今本的章题。今本《问上》第20、21两章，《问下》第22、23两章，简本都连为一章。
如果对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作深入的研究，在古籍源流方面一定能得到很多新的收获
。
下面举例说明地下材料在校读古籍方面的作用。先举用甲骨、岔文等先秦古文字资料校读
《尚书》、《诗经》等古籍的例子。甲、金文资料的时代与《诗》、《书》相同或相近，所
以常常可以用来校正《诗》、《书》的文字，阐明《诗》、《书》的文义。在这方面，近代、
现代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我们只能择要谈一谈。
《尚书·大诰》称文王为“宁王”(亦见《君爽》)，称先人为“前宁人”。旧时于“宁”
字无确解。清末的吴大激和孙诒让等人指出金文“文”字多从“心”，字形与“宣”相似，上
举这些“宁”字当是“文”字的误释。(见吴氏《字说》、孙氏《尚书骈枝》。编按：此处原
文所述有不妥处，述有不妥处，已略作删改。关于这一校勘学上的问题，请参看已收入本书的《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
西周铜器铭文常称史官为“作册”。《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逸是入名，作册是他的官职。旧时不明作册之义，以“王命作册”为句，把“作册”看作王所命令进行的事。孙诒让在《古籀拾遗》(下7页)和《周礼正义》(《春官·内史》)里才指出作册是职名。孙氏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受金文启发的(参看王国维《书作册诗尹氏说》，《观堂别集》卷1）。
王国维在利用铜器铭文校读《诗》、《书》方面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例如他据史颂簋的“里君百生(姓)”，指出《尚书·酒诰》“越百姓里居”的“里居”是“里君”之误(见吴其昌整理的王氏《尚书》讲义，又见杨筠如《尚书疑诂》)；据盂鼎的“匍有四方”，指出《尚书．金滕》“敷佑四方”的“佑”当读为“有”；据毛公鼎、克鼎铭文中“舍命”一语的用法，指出《诗·邶风·羔裘》“舍命不渝”的“舍命”不当如郑笺训为“处命”，而是“致其君命”(传达君上命令)的意思：据蔡姑簋的“弥厥生”，指出《大雅·卷阿》“俾尔弥尔性”的“性”当读为“生”，“弥生”就是长命的意思；据不飙簋的“女肇诲于戎工”，指出《大雅·江汉》“肇敏戎公”的“公”当读为“工”，“戎工”就是兵事的意思(以上见《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观堂集林》卷2)。他又据不飙簋“女及戎大章(敦)尊戈”，指出《大雅》常武》“铺敦淮渍”和《鲁颂·闷宫》“敦商之旅”的“敦”都应该当“迫”、“伐”讲。(见《不腿敦盖铭考释》，收人《观堂金文考释五种》。编按，孙诒让在《古籀余论》卷3里已经指出“辜戴”即《诗>之“铺敦”，“谓迫笮傅伐之也”。)《逸周书·世俘》“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憝”也应读为训“伐”的“敦”。此例王氏未举，后来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里指了出来。
王国维还由于在甲骨卜辞里发现了商先公“季”、“王亥”、“王恒”等名，把《楚辞·天问》中从来不得其解的“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等语也讲通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9)。
《诗经》里有“以介眉寿”(《豳风·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等语。旧时于“介”字不得其解。林义光受到铜器铭文中屡见的“用匀眉寿”、“用祈旬眉寿”等语的启发，指出《诗经》里的这些“介”字应读为“匀，”(丐)，当祈求讲(《诗经通解》。
《尚书·洛诰》“王宾杀袒咸格”，“王宾”之义旧无确解。郭沫若据甲骨卜辞中常见的“王宾某某(先人名)”、“王其宾某某”类警祀卜辞，指出《洛诰》“王宾”之“宾”当读为《礼运》“傧鬼神”之“警”，指成王傧文王、武王(《卜辞通纂》39片考释)。《洛诰》上文说：“戊辰，王在新邑蟊祭岁文王驿牛…，武王驿牛一。一·岁”也，是卜辞常见的祭名，如“丙辰卜，岁于祖己牛”。《洛诰》“岁”字也应与卜辞同义，旧注解此字亦误(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毛公鼎考释)。
于省吾利用铜器铭文校读《尚书》，也有较多收获。例如他受到铜器铭文借“俗”、“谷”等字为“欲”的启发，读慷诰“裕乃；不废在王命”的“裕”为“欲”；据厦侯旨鼎“巨侯旨初见事于周”之文，读《康诰》“……见士于周”之“士”为“事”(皆见《尚书新证>)。
于先生还据甲骨卜辞读<大诰>的“今蠢今翼日”为“今春今翌日”(《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4期)，这大概也是正确的。卜辞常用“今翼”为记时之词。有一条卜辞说：“自今春至今翼，、人方不大出”(《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第3片，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4期)，《大诰》的“今春今翼日”可能与“自今春至今翼”惹近。“今翼(翌)”的确切含义尚待研究。
印骨卜辞还对阐明见于《国语》的“大采”、“少采”二词的意义起过作用。《国语·鲁语》“是故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人监九御……”。旧时认为“大采”、“少采”就天子朝日夕月时的服饰而言，文义难通。甲骨卜辞记一天中不同时段的词里有“大采”、“小采”(“小”、“少”古通)。董作宾在《殷历谱》里研究商代记时法的时候，以卜辞与《国语》互证。由此大家才明白《国语》里的“大采”、“少采”跟同段文字里的“日中”、“日人”一样，也是说明天子进行活动的时间的(“大采”、“小采”似与朝、暮相当，参看《殷虚卜辞综述》)。
我们在整理和普及《诗》、《书》等古籍的时候，对学者们用古文字资料进行校读而取得的成就应该尽量利用。
下面再谈谈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校读古籍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重要性》一文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读者可以参阅。这里只准备稍作补充。
汉墓里发现的那些尚有传本的古书的抄本，是校正这些古书今本文字讹误的重要依据。我们在《重要性》里已经指出银雀山简<孙子>发表以后，整理今本《孙子》的学者并没有充分加以利用。银雀山简本《尉缭子》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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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 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 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 历代都有贡献。 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 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 所以巳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良个时代的学者叉各自立足于他们的时代， 带着各典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 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 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 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 步步深入的特点， 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 前些时候， 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 曾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 通过论争也取得越来越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而且越是对外开放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熏陶能够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促进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养成， 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中， 对于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些重要古籍事实上是传统文化的结晶， 它们不但传承悠久，而且从古至今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 因此， 我们站在自己的伟大时代， 完全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原则， 进一步认清这些古籍的本来面目， 并更为科学地评估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文献研究丛书》的作者， 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都受过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广的认识， 并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提高了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的造诣；同时在改革、开故的时代， 也对各种外来的学说和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或吸收， 因此具有在学术上反映时代特色并继往开来的潜力。但由于本丛书是属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项目， 因此各书的内容仍以对古文献的考证为主而兼及其它论述。各书的研究形式并不一致， 除多数为专书研究外， 也有专题研究与论文集。但在学术质量方面则有统一的要求， 即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奉原则， 学术观点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广泛掌握实际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 由于各书都以考证为主， 因此所有作者不管在研究中吸取什么新的方法， 都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朴学”的谨严作风， 以实学为前提， 对所有结论做到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力戒浮言臆说， 绝不故弄玄虛。至于这些要求在实践中究竟做得怎样， 则敬析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由于组稿有先后， 交稿有迟速， 所以本丛书采取分批出版的方式。现在， 学术书刊出版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江苏古籍出版社却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做实事的原则， 对本从书的编辑出版优先安排，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以保证出版工作高质量地完成。对江苏古籍出版社所作的一切努力，本丛书编委会谨表谢意。 《古文献研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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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考占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
谈谈地卜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
阅读占籍要重视考古资料
谈谈清水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
读《战阳纵横家书释文注释》札记
《论衡》札记
读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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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浙江宁波人，1935年生，195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录取为胡厚宣指导的“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结业，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978年升副教授，1983年升教授。1984年被评为“中国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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