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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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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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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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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82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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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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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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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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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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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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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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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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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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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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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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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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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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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1922年毕业以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教员。1924年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五卅运动中任上海中学生校武汉分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等职。1926年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28年在上海与周佛海等主编《新生命》月刊。1934年组织“食货学会”，出版《食货》杂志。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8月参加汪伪国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40年到香港披露了“日汪密约”的内容。1942年到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后任《中央日报》主编，主办“月刊”，兼蒋介石私人秘书。1947年以后曾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中央委员。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时报》总主笔、《中央日报》董事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中评会委员等职。1988年于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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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一、出版人来信说：这本小书的纸版，印了八回，字迹已经模糊了，须要另排另作纸版，问我有没有修改的处所。我想这本书的论文是七年以前作的。七年以来，我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现象多知道了一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估计也不同了。这本书到如今是存废的问题，不是修改几处就行了的。 二、民国十七年，我们还常常说到中国国民党民十三的改组，还常常鼓吹革命。七年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再这样说呢？当民十三改组时，国民革命建立的是两个大口号：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一个是“打倒军阀”。十年之后，我们还敢不敢再这样喊呢?那时候，我们还痛斥中国的士大夫，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不可以对士大夫说个“不”字呢?那时候，我们还常说到农夫工人，现在农夫工人又到那儿去了呢?革命已经失败了。新式士大夫们已经抬头了。农夫工人已经躲到茅檐底下冻饿去了。帝国主义已经把大炮打到我们头上来了军阀又在梦想割据了。时过境迁，这本书是一册犯罪的供词，为什么不停止出版呢? 三、于今新式士大夫们说道：“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些提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的人们。”又说：“国主义的文章，是最可恨的八股”。这本小书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八股?是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如果有这种嫌疑，再让出版，我岂不是自招苦恼? 四、基于第一段的理由，这书应废。但正因有第二段第三段的变故，我决定让他再印一版。我以为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国民革命没有错误。虽然失败了，失败却不是错误。我们论一件事，断不宜成败来做标准。中国失败在帝国主义的脚下，并不能作中国不应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理由。 五、譬如有三个奴隶，同事一个凶狠的主人。奴甲俯首甘心的早起晚睡的作工。奴乙拿刀起来反抗主人的蹂躏。奴丙向主人瞪眼，但工却仍然在做。我们批评是怎样的呢?就成败来说，奴乙的刀如果没有杀着，又没有处所选出奴隶主人国家的王法，他是败了。尤其是丙，既没有动刀，却挨下一顿毒打，如以成败论，奴甲是最聪明的。但是奴隶甘于做奴隶就算对了么?我是同情于奴乙，同情于奴丙的。然而奴甲说得也很有理：“你没有力量打倒主人。瞪眼动刀有什么用处?不过丢了你的性命，或是多挨一顿毒打。看我罢!有时主人高兴，还赏我一块猪骨头吃!”奴甲是聪明的，但是奴乙是对的。 六、奴隶对于主人的反抗没有错误，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也没有错误。凡是革命震动之处，必是有了强烈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大多数人的生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所以反抗不独不是错误，又是必然的。我们对这必然的运动，不当用；“错”“不错”来评论。 七、对于过去的革命妁观察方法，本有两种：一是就革命兴起的必然性来观察，一是就革命的效用来观察。如果由“必然”来观察革命，克伦威尔的革命，罗伯斯比的革命，都是失败的，都是对的。太平天国的革命，孙先生的革命，都是失败的，也都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呢?他们的革命是必然的，是大多数人民的强烈要求使其必然兴起的，所以也就是对的。 八、如果用“效用”来看，不问人民的要求，也不问抑制的重量，只论“功效”，不论是非，那末，不独中国的孙先生不对，便是民主主义发源国的克伦威尔和罗伯斯比也不对的。不过，我们要请功效论者看看，你们为革命只有成功的那一次是对的，已经的屡次失败的企图都不对，你们可知道，没有以前的失败，成功的那次革命便很难兴起。 九、复次，成功的革命并不定就是对的。刘邦乘农民的强列要求而起，但是他有成功却不是以农民的政权成功的。朱元璋也是一样。他们虽然成功了，却不是对的。 十、我以为在人民的生活的强烈要求得不到满足之外，兴起革命，是必然的，也就是对的，不论失败兴否。即便失败，也是对的。如果政权的建立，虽由于人民的革命运动，但大多数的人民的要求并不因而得到满足，则虽然成功，也不算对。所以效用论者是最无理的批评家。 十一、效用论者埋怨责备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以为这是中国最大敌人。依他的理论，则拥护帝国主义的运动是中国的最大的友人了。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拥护，不直接了当的说出。他们说：“帝国主义并没有侵略中国的必要。是中国人活该被他们侵略，因为中国人太不成了。”他那知道中国人的不成，正是由于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的失败。如果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成，则社会的生产发达之处，便是中国的一切进步之处。反之，自清末以来屡次的革命失败，在帝国主义压迫而生产不能发达之处，一切衰落颓唐及至堕落反动便出现了。 十二、效用论者又说了。他说“没有什么帝国主义”。那好。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为什么到了现在这样呢？他说：“中国所以到了现在这样，是我们太不成了。”话说来说去，总是说到“中国人太不成”。他不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成。 十三、咒骂中国人，为的是蒙蔽中国人的眼睛，让大家看不出帝国主义的凶恶。这本小书说过： 士大夫阶级实不适于作民族意识的支持着。在中国民族压服或同化异族的时候，他们以宗族传说隐蔽并消灭了民族意识……虽引进外力或屈服外力而不以为耻。（九十六页）在这一点，新士大夫不比旧的士大夫有一星一点的差别。我决定把这一册罪言再印一版，我的心痛了。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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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说明
新版序
第一章 绪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必要和方法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与社会史的研究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困难
第三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
第四节 本书的要点——士大夫身分的特质
第五节 士大夫身分与知识阶级
第六节 结语
第二章 总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第一节 序言
第二节 宗法社会
第三节 封建社会
第四节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
第五节 阶级社会
第六节 结语
第三章 士大夫身分的发生发展和变迁——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
第一节 古史之民族的分析
第二节 井田制度与土地税法
第三节 身分差别与阶级流通
第四节 贵族特权与官僚政治
第五节 士大夫阶级的特质
第六节 近百年来的士大夫阶级
第七节 中国国民党的基础
第八节 余论
第四章 官僚的发生发展及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官僚制度及其摧毁
第五章 官僚及军队之封建的形态——中国官僚及军备之社会史的观察
第六章 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中国民族思想之社会史的观察
第七章 僧侣与士大夫身份——士大夫身分与宗教
第八章 宗法理论与宗法的实际——中国宗法势力及其摧毁
附录一 士大夫身分与知识阶级
附录二 中国社会史的一个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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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ig14>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引起了疑难和论争，论争愈烈，疑难愈多。要扫除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中国社会史的决算，至少要提出下面两点做中心：
第一，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至少有三个答案：其一、中国社会是封建的，封建制度还是存在；其二、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制度早已破坏无余。其三、中国的封建制度虽早破坏，但仍
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有巨大的封建势力存在着。对于第二个问题，却只有两个答案：其一、中国和外国通商以后，社会构造没有根本的变迁；其二、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后，封建势力日就崩坏，但同时后者又与前者相结成为一大反动的营垒，社会构造已有改变。并且，封建势力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或观念的?这又随论争者观点的不同，引起了腻烦缴绕的辩解。有许多只不过一二个名词之争：有许多涉及于革命根本问题，提出相异的革命方略，或竟藉论辩的名词回避革命。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革命理论问题的一个焦点。但是，革命理论是由社会的实况抽出来的。要寻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必先对社会的实况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中国社会构造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构造，那末，革命的基础是无产阶级而对象是资产阶级：不然，则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而革命的目的在收回关税自主权以求遂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中国是封建制度即封建贵族的统治，那末，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而基础是第三阶级即市民阶级和农工。如果封建制度已经崩坏，但士大夫官僚政府抑制资本主义的发达，继续着农村对都市的斗争，停滞中国社会于前资本主义状态；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官僚迅速和帝国主义结纳，士大夫身分日就衰残，其社会地位为帝国主义资本支配下的资产阶级所代替；手工业日益破坏，农工生计日益困难，那末，革命的基础便应当是农工和手工业者与知识分子即小市民阶级。因此，我们可以说：对社会实况没有或回避正确的认识，则革命理论不过空谈。所以，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必待第二个问题解决以后。那末，中国社会史的决算，在今日实在要痛下一番工夫了。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困难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困难却又无比。在历史上，数目字的记录极少；所存的记录又随历史家主观的观察，变成了事实的断片的解说的阴影。西汉以前的史乘和典籍尤其是靠不住，大抵经过汉儒的变造和僭造。在当时学问的授受皆口耳相传，“师说”之中，有多少主观的附会和敷衍！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而破坏的封建制度仍然在另一个基础上再建起来；叫做封建制度也不确，否认封建势力也不许。但是递嬗的过程究竟是怎样?既没有可靠及充分的史料，又没有科学的采掘的考证。尤其是困难的：春秋以前的社会是什么?更没有确证去考查。把一切传说和附会，用一个系统去整理论列，在现在并不是没有人做工夫，可惜托古的“重言”不能作事实的真相。离开那些断简残篇，又从那里去寻绎史料?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古史破坏的时期，建设翔实的古史却必待考证工夫完成以后。
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但社会中杂沓的现象和歧异的变迁，几乎要使人惶惑不解。在北方，封建制度的复活，货币经济的衰灭，具载于历史。在南方，个人财富
的增殖，奴隶劳动的使用，也是历史所叙明。沿海的商业都市，始自什么时期?各民族的移殖和融和，到了什么程度?手工业的量的增大，已否变质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权力主义的观念体
系，已否渗入了个人主义的思想?这些处所，为考证而考证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想综合论列以给与革命的教训却非易事。
但是，为了解社会现状而探讨历史，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怎样的困难，我们也必须用妥当的方法剖析、综合、比较，以求得比较正确的论断。
第三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方法是什么呢？
其一是概括的记述法。把类似的事实和现象集合起来，指出共通的征象的方法，叫做概括的记述法。例如：春秋时代各侯领筑城的事实。集合各侯领筑城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论断：春秋时代有都市集中的现象。又如：战国时代个人财富的积聚的记录。集合个人财富的记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论断：原始共产制乃至封建财产制已为个人私有制所代替。集合春秋战国时代反宗法理论的拜日教、立少子、娶本族、不行三年之丧等事实，我们可以说宗法制度已经崩坏而严正的宗法制度未行到周鲁诸国以外。集合战国时代各国起用庶人为卿相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封建贵族阶级已经崩坏而治权渐归到新起的官僚。这是第一段的概括。再集合这许多论断出来的现象，便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旧封建制度已经破坏。这是第二段的概括。再举一个例，自汉到明清，官僚政府的财政收入上，漕运是一个重要制度，同样的各地方的仓库也是重要制度；官僚的俸给用布帛和谷米，军队的饷糈用布帛和谷米；个人的财富的成分是土地园圃和奴婢及放债；社会的观念体系以“分”即等级思想为中心；这各端是各由第一段概括所引出的。而第二段概括，使我们论定秦汉以后的社会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虽有货币，却没有占最高的地位，政治制度还是封建的类型，个人主义还没有占相当的势力；综之，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概括的论断，和希腊、罗马、波斯、埃及、维新以前的日本、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等等，再作概括的记述。例如：传说中的西周时代，种种征象和索伦以前的雅典，及沙威尔斯吐鲁斯以前的罗马相似；这可以说是原始封建国家的类型。
仅仅使用概括的记述法，还不能得到确实的断论。我们第二还要使用抽象法。分析复杂的事实使趋于简单的方法，叫做抽象法。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制度的遗滓，封建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要得到纯粹资本主义的概念，必须在思考时假定封建遗滓并不存在。要把捉封建社会的实况，必须判定商业资本只有微小的势力。中国社会久没有土地贵族，但是，分析的结果，我们发见了代替土地贵族的士大夫身分。中国社会看不见商业资本的势力，只看见土地资本的势力，我们又看得出士大夫身分是地主阶级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这便是抽象法的运用。研究中国社会史，抽象法是最重要的方法。中国社会，自战国到最近，是一个变质的封建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又看见了许多和严正的封建制度相同的现象。家族本位和个人主义的法律，权力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相互错综。现于法令的制度和存于实际的现象，有时相反。如果不用抽象法，把复杂的事实分析开并且简单化，决不能把捉中国社会的特质。
要对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趋势得到比较确实的认识，我们第三须用统计法。在一群现象中，发见一定特征以如何次数实现及以如何程度实现之量的研究，叫做统计法。不过，中国的数字的记录在历史上非常缺乏，便有也靠不住，即如人口的官厅报告大抵不甚正确，因为满清以前，赋税是按人口抽收，所以匿报是原则的情形。近百年来，统计的记录较多，但正确的还是很少。
士大夫身分有其独特的存在，则多少保持士大夫传统的意识。目前知识阶级，虽有一方面随社会基本阶级的分化而分化，他方面却仍有其独有的特质。他们是旧文化保存者，或新知识输入者。前者的使命他们极端的保守，后者的使命使他们抱着资本主义的景慕，或社会主义的意识。
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克服这种观念生活阶级尤其是士大夫身分残留的独有的特质。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对历史的运动整个过程有深刻的了解。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把由于这个了解所得到的正确的革命理论灌输到革命民众——农工及小市民阶级里去。尤其要克服士大夫身分的传统意识，防止官僚化的危机。
在外国资本阶级抑压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达本不可能。在外国资本阶级指导之下，走资本主义的路，其结果不过少数资本主义者得食馂余。而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工商业者——小市民——都陷于痛苦的深渊。一切利益，都归到外国资本阶级的掌握。所以要中国大多数人民团结一致，才能革命；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才能解放中国的农工小市民。然而，诸待开发的中国广大富源，和不可仰视的外国资本势力，使新兴知识阶级群趋于资本主义的幻影。这是资本主义派成立的原因。
帝国主义资本势力已结合于封建势力，所以资本主义派也结合于官僚复古派。从士大夫和新兴知识阶级的幻想上观察，这原是必然的现象，毫不足怪。同时，对反动势力而起暴动——无政府的暴动，和对革命分子而施屠杀——无法律的屠杀，也都是观念生活阶级自然生长性所引出的必然的手段，也不足怪。但是这些决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
克复观念生活阶级的自然生长性，尤其是克复士大夫身分遗留下的传统意识，认清历史运动整个过程的本质和倾向，贡献正确的革命理论给农工小市民，——这是中国目前知识阶级——看透了社会的现实的知识阶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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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1922年毕业以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教员。1924年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五卅运动中任上海中学生校武汉分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等职。1926年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28年在上海与周佛海等主编《新生命》月刊。1934年组织“食货学会”，出版《食货》杂志。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8月参加汪伪国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40年到香港披露了“日汪密约”的内容。1942年到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后任《中央日报》主编，主办“月刊”，兼蒋介石私人秘书。1947年以后曾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中央委员。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时报》总主笔、《中央日报》董事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中评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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