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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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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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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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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伊凡·林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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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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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174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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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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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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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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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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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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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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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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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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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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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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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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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深刻、尖锐、也不乏趣味的音乐批评专著。它触及的是古典音乐的价值、当下困境及未来出路问题。后现代境况下的古典音乐之所以“病入膏盲、周身不适”，其病因在数百年之前就已潜伏，这便是音乐与它社会功能的分裂，也是音乐自律意义的肇端。音乐从此不得不沿内、外两条迥异的线索谱写自己的历史，并由此获得了多种观照视角和评判标准。置身于众声喧哗的当代音乐图景下，您或许会困惑、厌恶、惊喜、哀叹，但切忌对音乐丧失曾有的体验激情和评判意识。古典音乐的价值及评判标准何在？本书将伴您一道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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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古典音乐走完20世纪旅程后的历史反思。作者伊凡·休伊特[Ivan Hewett]敏感地意识到，在音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以及电子工业和互联网技术已迫使音乐接受方式发生巨大转型的当下，音乐文化的面貌已不再是丰富多彩，而是扑朔迷离——我们已进入了“新新音乐”时代，艺术已没有“雅、俗”之分和“是、非”之别，我们时时刻刻被形形色色的“音乐”所包围，却不幸地已丧失了评判其优劣的意识和准绳，甚至连体验音乐的激情也在日益麻木。音乐，是否还持续具有可供标榜的价值?如果有，它是什么；又该如何评判?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论题之一。
休伊特对此采取明朗的肯定态度，认为：音乐是一种饱含价值的话语体系，具有与人性类似的“升华性”或“超越性”，因此不能对之采取漠不关心的随意态度和回避价值评判的中庸眼神[参见第一章]；引领我们通向音乐价值的可靠向导不是别的，正是古典音乐以及与它一脉相承的现代精神。在休伊特看来，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并非通常所谓的“敌对关系”，而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案，即，当曾经统一的音乐领域迫于社会变革而四分五裂时，如何“修补裂痕”以使其复归统一。音乐领域过去曾掺杂着宇宙数学、经院哲学和社会功能，既不独立、更不统一，古典音乐是这第一道“裂痕” 的催生物，它“弥合裂痕”的办法是在不脱离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发展形式规范，从而孕育普适性的公众音乐话语；但随后由于其内部的扩张[如和声的发展、文学的渗入]和外部的融合[与流行音乐和世界音乐等“他者”]，艺术音乐重又走向了分裂，于是诞生了新音乐。现代主义者前赴后继所苦心探索的，也正是能够弥合裂痕、以使音乐领域复归统一的最佳方案[这同古典音乐相像]。而由于这些方案均有缺陷[或是脱离传统，或是脱离社会，或是缺乏形式价值，详见第六章“本真性”]且各自独立、相互轻蔑，故终未如愿，由此出现了第一段描述的种种“病态”。正是在这种境遇下，休伊特真挚地呼唤古典音乐的“超越”理想，并主张这种音乐精神应成为我们认识当今音乐文化的最佳向导。
不过作者坦言，时下乃是流行音乐派系纷呈、世界音乐异军突起、古典理想正位处边缘并日渐消融之际，把古典音乐视为价值准绳无异于冒险挑衅之举，但作者通过对各种音乐样式所主张的“本真性”[即某种音乐样式借以标示其不可替代性的品质]、以及这种“本真性”在各样式的代表性曲目中的实现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介，最终说明了“古典”准绳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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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前言
鸣谢
绪论
第一章 深与浅
第二章 文字、说明、解释
第三章 分崩离析
第四章 多样性
第五章 文本、身体、机器
第六章 本真性
第七章 重归表现
第八章 返璞归真新境界
第九章 寻觅失落的音乐
英文原注
人名索引[按汉语拼音排列]
人名索引[按西文字母排列]
引用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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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种音乐——好的，和差的。”此话似乎耳熟能详，但只有我们真正明白了“好的”和“差的”意味着什么，这才不失为一条有用的法则。曾几何时，所有的音乐都是“好的”，因为音乐总是社会情境所需要的真实表达，而合乎目的正是“好”音乐的标准之一；除此之外只有“我的”才是 “好的”，这是另一条准绳，但与第一条密切相关。当然，此处所谓“我的 ”，乃是指“我们民族的”，而并非仅仅符合“我的”趣味——如今天那样。音乐，可谓无处不在，且总是作为某种“所属关系”的证明，直到今天依然如故。然而，若认为“我的”和“非我的”音乐必然等同于“好的”和“ 不好的”音乐，那么这种说法有失公正，倒还不如说音乐有“悦耳”和“刺耳”之分。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德辅爵士在描述广东粤剧时便使用了这样一个措辞——“难以形容的刺耳”[1]，该措辞表明：出于本能地藐视和拒绝 “他者文化”的这种做法，绝不仅限于上古时期的原始人类——他们当然还不知道所谓的“文化相对论”。 然而重视音乐还有其他理由。该理由既与“合乎目的”无关，也不牵扯 “所属关系”的问题，而是即便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场合里也能发现的一种价值。当加纳音乐学家考费·阿加伍[2]返归故里时，他惊奇地发现：民间歌手们对于歌曲的形式问题同样看重：他们极其审慎地关注着歌曲在形式上的平衡、变化中的统一等问题，正如西方作曲家对待一部交响乐那样[这是个有争议的发现，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理论头脑的音乐学家而言。因为在他们看来，非洲音乐本该是“他者”]。当然，可以断言的是，只是考费·阿加伍这样一个外来者的眼睛才注意到了那些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讲，考费· 阿加伍确是个外来者，因为他已在美国的大学里研究和教授西方音乐达20余年]，至于那些歌手，他们的音乐行为完全服务于功能：一首好听的摇篮曲无非是为了哄孩子入睡。阿加伍对于自己民族的音乐所怀的这种远距离的钟爱，是一枚晚开的花朵，它根植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一种观念[只是此时浸入了一丝反讽意味]，该观念认为，音乐可以在无涉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下受人重视，它自身的价值就值得凝神观照。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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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休伊特，以作曲家、音乐节组织著、广播员、教师[执教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以及新近出任的评论员身份[执笔于《每日电讯》报]卷入音乐事业已逾二十五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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